报告文学
__今春新冠病*带来的这场劫难，让许多家庭破碎，让许多骨肉同胞经历撕心裂肺、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我们出生后，一直活着，从未死过。死，是别人的事。但在重症监护室（ICU），我们得重新开始一种习惯，习惯死亡。这里与外界隔离，冰冷的医疗器械和复杂的人性相互交织，生离死别成为常态。作者以义工的身份在ICU工作长达一年的时间，写出了一组蕴含大情怀的小故事。应读者要求，我们特连载湖北作家周芳发表在年《北京文学》第11期的报告文学《重症监护室》，敬请
到处是机器，到处是轰隆。
她的床头有一台机器。护士告诉过她，那是呼吸机，帮她呼吸的，没有它帮忙，她一口气吸不上来，人就不行了。
四床那儿也有。一个大机器①在轰隆隆地转，机器上伸出几根管子，四床的血从体内流出来，通过管子进到机器内清洗，又通过管子流进四床体内。四床是个老头子。护士说，他肾坏了，排不出尿，得用这个机器帮忙。
六床那儿也有。护士正将一根长长的管子伸进六床喉咙里，他踩着一个开关，他踩一下，机器②就轰隆一声，六床触电似的弹起。
三床、二床、一床，全部包在轰隆声中。无尽的风，不停歇地吹。
它们什么时候会停下来？在黑夜？可是，这里没有黑夜。房间里总是亮堂堂的，总是不停地有人走来走去，有时，他们还快跑。
一个血淋淋的女人被送到了八床上。白大褂们在机器间急促地穿梭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白大褂举起双手，摇了摇头。他的手被血染红了。一个男人从外面踉踉跄跄冲进来，趴在八床边，他抓起八床的手，紧紧地按在自己胸前。他不哭，不叫，只有肩膀在剧烈抖动。
八床死了？王桂香老人觉得她的头又一次被谁狠狠地压进水里，喘不过气来。她下意识地摸了摸插在嘴巴上的管子。管子还在。
八床死了。有两个白大褂正包着她。他们手脚麻利地抖开一副白床单，包八床的头，包八床的脚，包八床的身子，两分钟就包完了。从脚趾到额头包得严严实实，薄薄的一长条，看不出哪端是头，哪端是脚。这是王桂香老人看到的第三个长条了，下一个，是我，是我？更汹涌的水压过来，王桂香老人被水吞没了。她不由自主地抓住了管子。抓住，抓住它，抓住救命的稻草。
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已灭了。有医生和护士陆陆续续走进来换班，可以确定这是新的一天。王桂香老人心头一酸：天亮了，她又获得了崭新的一天，她不会被包成一个长条！
想到这里，王桂香老人用力地咳。她要把痰咯出来。吸痰管子伸进喉咙里再难受，她也配合。现在，鼓励她好好咯痰的医生走过来了。
昨天，那个戴眼镜的医生鼓励她，多咯痰，配合医生的治疗，等到能完全脱离呼吸机，肺部感染控制住了，她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。
我走到五床身边，向她微笑，我要表扬她的配合。她咳得那么难受，她还在咳。这是个听话的老人。我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假冒医生。我只不过是个义工，戴上口罩、手套和帽子，看上去像个医生而已。如果老人神志清晰一些，能看进我的眼睛里面，看到惊惧、担忧、恐慌，她就能看清我的真面目。我并不具备专业医护人员所应有的淡定、从容。
前两天，刘医生试着给她脱掉呼吸机，只戴上简易供氧面罩。近20厘米长的管子从喉咙里抽出来，过了近3个小时后，她嘶哑的嗓子可以试着说话，她说的话吓了我一大跳。她说：你看，那里有个人，有个人。哪里？那里。她的手虚弱地指着头上。我向上望了望，那里只是天花板。没有哇。有，有，在那儿。天上，有，血、血人。我惊诧地再次望去，还是天花板。我说，没有，哪里有人？有、有，血人。她固执地叫着，有人，血人，血人。
这老太太说胡话了吧？我问护士长。她说，这是重症监护室综合征的体现，人在这种全封闭环境下，离开亲人，整天接触到的都是机器声，都是刺眼的光，还会看见一些死去的患者，恐惧感孤独感会让他们产生种种精神障碍。最突出的就是谵妄状态。
谵妄？
就是意识障碍，思维零乱，常会产生幻觉，多为视幻觉，也有听幻觉，内容都非常恐怖。
天花板上的血人是王桂香老人的幻觉？
对。
过了一会儿，老人又叫起来了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天上有人，血，我儿子，车祸，放我出去！儿子。我儿子！
把这些词连缀起来，那就是:“我儿子出车祸了，成了一个血人，挂在天花板上，你们放我出来，我要看我儿子。”
所有的幻觉都应当有一点现实的底子在里面吧。会不会是老人在科室里见到过一个血淋淋的人，这个血淋淋印在她的脑海里，又被她与儿子组合起来了呢？我翻了翻前几天的治疗记录，果然有一起车祸，送过来一个血淋淋的人。
你儿子在外面等你，没出车祸。
血人，血人，在天上。快点，放我出去！
你看，这里没有人，没有。我找来一根棍子，捅了捅天花板。
我儿子，我儿子！
五床王桂香老人73岁，肺结核患者，肺部严重感染，出现咯血，已不能自主呼吸。我们给她气管插管③，上呼吸机。两天前，刘医生试着给她脱掉呼吸机，但没有成功，只得再次气管插管。尽管经过了两次气管插管的痛苦，王桂香老人仍旧是位非常配合的患者。她努力咯痰，感觉到有痰了，就示意我们帮她吸。因为配合得好，作为嘉奖，我们给了她右手的自由，没有用约束带绑住。
好些了吗？我问她。
她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我们开始给几床病人作晨间护理。护士小王领着两个人进来了。一个是五床的儿子，一个是五床的老伴。他们一言不发地望了望五床，又将目光转向刘医生。他们刚才已单独和刘医生沟通了半天。
五床婆婆看见儿子和老伴进来，她的脸上浮起一层笑意。她吃力地抬起右手，伸向儿子，她想握住他的手。但儿子的手没有伸过来，他正望着刘医生。
这让刘医生怎么开口呢？她说，还是你们说吧。那父子俩默默地看着她，他们的脸上如死水一样平静。刘医生不得不小声说道，婆婆，我们把管子拔了啊。
王桂香老人脸上的笑意凝固了，怎么又要拔管子？是像上次一样试试能不能脱离呼吸机吗？脱了儿子就将她接回去？她将目光转向儿子和老伴。他们扭过头，看着一旁的急救柜不说话。
我们回家治。刘医生一边说一边去解嘴上的面罩。五床婆婆一把抓住了呼吸管子，惊恐地望着刘医生。管子插在她嘴里，无法开口，可是她很清楚，这管子不能拔。上次医生给她拔过管子，拔了一会儿，她就喘不过气来，又变成了一个溺水人，一口气也呼不下来，她要窒息而死了。她那破棉絮状的肺纤维组织给不了她呼吸，只有这管子能把她从水中打捞上来。管子在，命就在。
刘医生试着又去拔管子，五床婆婆的手更用力了。她抓着管子，摇头。
你们看，她不愿拔管子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刘医生说。她实在不愿意拔这呼吸管。刚才五床家属一直要求脱掉呼吸机，医院治疗。她反复给他们解释，这种肺结核病人，不将肺部问题处理好，随时都有可能窒息而死。医院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。现在，你们把病人拖回去，能不能顺利到家，都保不住。
我们问过了，医院也有那种简易氧气面罩。五床的儿子说。
那与呼吸机完全不同。
儿子不说话了，过了一会儿，他问道，我妈还得住几天？
这个说不准，得看她自身的机体恢复能力，毕竟70多岁了，又是个老肺结核患者，她的肺损耗太大了。
到底还得几天？一天的呼吸机费用就得两三千。
这个真的说不准。我们也想快点给她脱机，长期用呼吸机对病人不好，会增加肺部感染的几率，不用，她的呼吸又不好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我们也想减轻你们的费用。
她这病以后还会不会再发，再到你们科室来？儿子问。
这个，这个刘医生犹豫了一会儿，不知该不该告诉真相。她说出来，一定会吓到他们。这种病人，随时都可能窒息，都要进重症监护室。曾经有病人一个月住进来了两次。
医生，求你了。我们没钱了。五床的老伴沙哑着声音，一脸的愁苦。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，一直在科室外面等着。五床婆婆在重症室住了7天，他就在外面等了7天。他的双颊更深地陷下去，整个人像骷髅一样可怕。他说，能借的，我们都借了，到现在，都借了三四万，实在没地方借钱了。
刘医生还能说什么呢，只得进来充当这拔管人。
姆妈，我们回家去给你治。
王老太太目光直直地望着儿子，她还是摇头。
我们回家治。老伴说。他给她穿裤子，她的脚又摆又踢，不让他穿。她想大叫不回去，可是呼吸管堵住她的嘴巴，她叫不出来。我们只看到她那张痛苦的脸，在不停地扭动。她把管子抓得紧紧的。
她现在很清醒，她不愿意拔，你们再不走，我们就报警了。刘医生终于忍不住了，她哽咽着下逐客令。
两个男人转过身，默默地退了出来。那儿子似乎瘸得更厉害了，每走一步，都像踩在刀尖上。“钱”这只老虎咬住了他，咬得血淋淋的。一个六千，又一个六千，他受不住了。
“六千”是王桂香老人住进重症监护室之前的一段插曲。
七天前，接到呼吸科电话，通知有病人要转过来。我和刘医生小跑到科室门口。只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架着一副拐杖，一脸惊慌地等着我们。
病人呢？我们急忙问道。
多少钱？他很快接上一句。
多少钱？刘医生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住一天得多少钱？他小声问道。
六千块左右。
六千？他的声调稍稍高了起来。“六千”挂在上扬的语调上，像个怪物。他听不懂它的含义。他怔怔地望着我们，过了会儿，他压低声音，自言自语念道，六千！六千！他听懂了，他接收到了刘医生提供的信息“一天六千块”。
之前，呼吸科主任告诉他病人得住进ICU，不过，你们家属要作好准备，那个科室花费比较大。几多钱？他问。主任说，这个你们要问他们科室。他拐下来，还不等我们按程序进行，“钱”就被他推到风口浪尖。
按程序，住进科室前，我们得与他谈话。涉及到费用、不能陪护以及其他一些情况的告知。一天得花多少钱必须说清楚。进了重症室，钱就是只老虎，扑上来，狠狠地咬着你。
六千！他不相信。
六千！！他更大的不相信。
然而，他必须相信这是真的。一天六千块这只是常规收费，如果要作一些特殊治疗，如置PICC，做CRT，一天的费用就会蹿到一万五左右。
他扭头走开了。留下我们和洞开的ICU铁门。他去找呼吸科主任问个明白，非得要这个“六千”才能保住性命吗？
两小时过去了，病人还没下来。“六千”这只老虎，正在咬人。那个转身走掉的男人会放弃吗？
三小时后，“六千”患者转进了重症室。我舒了口气，可是也为这个瘸子家属着急。不知有几个“六千”等着他，他能对付“钱”这只老虎吗？果然，在催费单上频频见到五床的名字。五床王桂香，欠费。五床王桂香，欠费。在每天的欠费和借债中，五床度过了8天。
这几天，五床成为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。我们担心五床家属放弃治疗。有些病人有钱可是没有命。如一些脑梗病人，家属说，你们用最好的药，尽管治，我们有钱，有钱。我们也只能残酷地告诉他们，病人治愈的希望近乎为零，钱的意义不大。有些病人有命可是没有钱。如这个五床，她的治愈希望非常大，但钱呢？儿子，患小儿麻痹后遗症，终生残疾；一个女儿，远嫁到广西，日子也过得不富裕。用五床老伴的话说，他们家都是穷人，得了这个病，就好比家里来了个强盗，把仅有的一点钱都给抢走了。
面对疾病这个汪洋大盗，有多少人能赤身肉搏，并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呢？
科室门又被打开了，这次进来的是三个人，王桂香老人的老伴、儿子、女儿。他们围在五床旁边，默默地站着。女儿最先控制不住情绪，她喊了一声姆妈，眼泪就哗地一下流下来了。儿子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天花板。老伴给她穿裤子。
王桂香老人的脚还在乱摆乱踢，女儿按住了她的腿。妈，我们实在没钱了，我们没钱了。女儿号啕大哭起来。五床的腿软了，不摆，不踢，两行泪水无声地落到了枕头上。
老伴低声说道，明年，我给你坟头上烧蛮多钱。
补记：
我是不是太过脆弱了？
在科室里和这群病危者呆在一起，总想他们能快点醒来，睁开眼睛，眨个眼皮。我渴望眼睛的对视。
探视时，我才知道有些对视是这样艰难。
家属们望着你，眼神无力，虚弱，又执拗。
已经很明晰的病情被他们反复提及。
今天叫他还是没有反应？
没有。
一点也没有？
没有。
一点点？
真对不起，我们尽了全力。
沉默半响，他们的眼睛仍看着你。无力，虚弱，又执拗。“放弃”梗在喉咙里说不得。
医生也不能说。医生换个说法：你们也尽心了，病情一直这样没法好转，要不，接回家去保守治疗？
回家？回家就意味着放弃。
意味着对一个人生命宣布结束。
意味着杀死一个人的不是病，不是脑死亡，是家人。
这一刻，他们眼里装了多少虚弱：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结束他的生命。
这一刻，我低下头，不再看他们。这些勇敢的人，写下“放弃一切治疗”六个字。未来的岁月，他们必将踩在刀尖上过日子。
①指血液透析机。血液透析是肾功能不全终末患者的替代疗法。通俗说法是人工肾、洗肾，是血液净化技术的一种。它利用溶质的弥散、水的渗透和超滤作用，清除患者血液中代谢废物，纠正电解质和酸碱失平衡状态，并排除体内多余水分。
②指吸痰机，可迅速吸走病人体腔内浓痰、脓血等黏稠液体。
③气管插管是指将一特制的内导管经声门置入气管的技术，这一技术能为气道通畅、通气供氧、呼吸道吸引和防止误吸等提供最佳条件。
年1月12日
我喜欢人多一点
二床，王佳瑜。
我不可能不熟知她的名字。我的左边口袋里装满了她的名字。
佳瑜，妈每天上午与几个人来问医生情况。下午4点才能到病房外看你。小朱、爱华、海珍，她们都来了，还有你不认识的人。
佳瑜，你的病情有70%的好转，再打两天免疫球蛋白，就能转出来的，我们要一直打到你有力。
佳瑜，妈妈今天到肖港佛堂去求菩萨保佑你了。
佳瑜，你安心休养，过两天就会好的，我们等你。我们用一切办法把你治好，一定要把你治好。
妈，我回来了，我在姥姥家喝了藕汤吃了麻糖，你放心。凯凯。
我的右边口袋里也装满纸条，那是她写给外面的信。
我会好起来的。
谢谢我的亲人的关心。
凯凯，你要听姨妈的话。
我的身份是情报员，主要任务为她传递情报。在传递之前，我得先做她的书童。
我没想到她要写字。
最开始我以为她不配合治疗，她的手很不听话，被约束带绑住了，仍一刻不停地比比画画。我说，你要听话呀，治好了，你就能快点转出去。但她不听，手还在画个不停。先是大拇指和食指中指伸开，接着，食指和中指并拢，和大拇指一起在空中画。她要写字吗？我盯着她的手势，仔细辨认，横，横，竖，竖。真是笔画。我这才发现，柜子上的一沓护理记录单上，画满纵横交织的笔迹。一笔赶着一笔，一笔连着一笔，有时，捺笔划破了纸面；有时，一横又扬到了天上。
这应该是字，可这是一些什么字啊？我拿着这沓纸发愣。护士小玉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她说，二床昨晚画了一晚上字。你看她又要画了。我们没工夫一天到晚举着纸让她画。
我来吧，我来。我解开了二床右手的约束带。她的手在不停地抖动，她试了几次，才把手中的笔抓紧了。我半蹲着身子，将纸正好举到她写字的高度。
她捏紧笔，努力想把笔画安在规定的位置上。然而，她管不住她的手。因为肌无力，她手在不停地颤抖，笔画们便乱了方寸，头落了地，脚上了天，一个字五马分尸般惨烈。愈抖她愈用力，愈用力她愈抖。她画下去的每一笔都有刀刻般的力度。那刀又在不断晃动。
写好一个句子，她就急切地望着我。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，看看
我一边轻轻地拍她的手，安抚她别急，一边在脑海里快速拼凑那堆支离破碎的笔迹，按它们的走向，猜测意思。
第一个句子我猜了三次意思，没猜对。第二个第三个句子，我也猜了两次才猜对。
痰多了，她难受。
她喘不过气来，到处堵住了，不能出气。
快点，不行了，好难受，要闷死了。
她的表述里全是用的“她”，她不说我，我不存在了。她说“她”，她妄想那个正在受刑的不是自己。
她不是她自己近10年了。
她什么都不能了，她还是她自己吗？在此之前，她是一家单位的会计，年轻、漂亮、能干。现在，一切都毁掉了。最可恨的是找不到幕后凶手。它穷凶极恶地一次次出拳，一家人陷进惶恐不安的泥沼。武汉、上海、北京，医院间奔走，反复核查排除，最后逮住了它——重症肌无力。
这是一种全身免疫性疾病。在中医学上被称为痿证，是以肢体筋脉弛缓，软弱无力，不得随意运动，日久而致肌肉萎缩或肢体瘫痪为特征的疾病。由于肌无力，她因呼吸、吞咽困难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、生命体征。一年住进呼吸科两三次，这是常态。这一次因为感冒诱发并加重了病情，导致呼吸衰竭，不得不住进ICU。
王佳瑜一住进科室，就成了异类。她太不安静了。在约束带允许的范围内，她不断地敲打着床沿。把护士敲来后，就举起她的手，比画着写。她要写字。护士们费好大功夫才能猜出字意。她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，要不停地写。昨天写了一晚上。写什么呢？就写我刚才看到的那些句子。反反复复写。
王佳瑜不能不写，写是她存在的一种方式。她只是无力呼吸无力运动无力循环，但思绪还不曾无力。她是如此清醒，她渴望表达。
这清醒于她却是有*的——她比那些陷入昏迷的任何患者都要痛苦，她如此清醒地感知她的疼痛，她的绝望，她的挣扎，她的渴望。有一刻，我甚至希望她能昏睡过去。
又要给她吸痰了。吸痰管一伸进去，她就拼命摆着头，想摆掉管子。她一摆头，我就赶紧向小玉摆手。我说，别吸了，别吸了。小玉很讨厌我这个医盲。她不屑地对我笑了笑说，那好，你来帮她咯痰？我只好不作声了，扭过头捂住了耳朵。
你能忍受近一尺长的管子伸进咽喉里的情景吗？我不能。科室里当然有比吸痰更让我这个医盲害怕的操作，置管，抽血，一管子一管子地抽。但它们不发出声音。吸痰却要发出海啸声，呼呼呼。病人则像遭受电击一样，僵硬着身子一阵阵弹起。我不忍心听也不忍心看。病人要吸痰了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赶紧跑开，离得远远的。可是，对这个二床病人，我是跑不掉的，她紧紧地拉住了我的手。我捂着耳朵战战兢兢地守在她的身边。
她拉住我的手不放开，是从她发现我也是个异类开始。
“你是这里的医生？”她在纸条上写道。我点了点头。她眼里闪过一丝怀疑，分明在说“你不是”。
我学着她的样子，也在记录单上写下“我是”。她摇了摇头，写下“你不是！”她一连打了四个感叹号。我只好投降，在纸上写下“我是刚分进来的医生”。她咧开嘴笑了笑，一副看破我嘴脸的神情。
是什么出卖了我？白大褂、口罩、帽子，一样不差的装备齐了。是我的眼睛。不安、恐惧、痛苦、欣慰、担忧、期盼。人间的所有情绪都深深地镶嵌在我的眼睛里。进科室将近两个月了，我仍然是个异类，医生和护士们的那份淡定从容，我无法学会。这个二床，如此敏感，仅仅凭着对痛苦的相同感知，她认出了我这个异类。
我在她的床头站了近两个小时，我不能动弹。我刚要把手抽出来，她明明闭得紧紧的眼睛就很快睁开了，一眼的恐惧。“你听话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我小声说道，她摇头，随之，我的手就被更紧地抓住。
等她又闭上眼，很安静地入睡了。我又小心翼翼地向外抽手，一根手指头，两根手指头，眼看第三根手指头要突出重围，她却再次睁开了眼。睁开了，眼神就凝固在我脸上了，眼里的恐惧加深，加深。我羞愧地低下头，将抽出来的手反扣住了她的手，紧紧地握住了。
至此，我的任务就很清晰了。除了探视时，给她和家属传递纸条外，就是握着她的手站在她身边。站在她身边的不是我，而是一个标志。
标志她还活着，活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。她不能咯痰，不能吞咽，不能呼吸。她仿佛生活的一个虚无影子。她被虚无折磨得太久了，她的世界摇摇晃晃，只有握住的一只手标志着她还在这人间。
她的大拇指和食指中指伸开，接着，食指和中指并拢来，和大拇指一起在空中画，她又要写。那些仓促的笔画，踉踉跄跄被一口气追着。
你不走。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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