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正康
第期
小三线建设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改革开放也已历经40余年，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作为当年那段历史的见证人，我们都已进入迟暮之年，再次回忆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，记忆犹新，倍感亲切。
一、艰苦创业，医院初具规模
医院，是一所为小三线军工单位和当地人民群众医院。地处皖南山区宁国县胡乐乡祠堂坞山沟内。
年，为了配套上海后方小三线地区的医疗服务，根据中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，由上海第二医医院，负责筹建医院。同年10月，医院党总支书记陈一诚同志为组长的四人筹建组（另三人是朱南康、魏升科、茅妤娟）奉命进驻皖南，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征用荒山地11亩，组织民工劈山筑路，平整房基……医院的组建工作。
年6月23日，医院首批支内医务人员一行19人，告别亲友，离开大上海，奔赴贫穷偏僻的小山沟。学习武汉第二汽车厂“边设计、边建设、边生产”的先进经验，进山第三天，也即毛主席（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）“六二六”指示纪念日当天，在住院大楼刚建好底层，各方面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，当即开出门诊、打着手电筒施行手术。一方面积极热忱地为三线工人和当地人民群众防病治病、培训医务人员、开展爱国卫生工作；一方面医院基础设施的艰苦创业。
医院门急诊大楼（姚乐平拍摄于年）
我是第三批进山的崇明籍34位支内职工之一。我们年6月5日离开家乡，先是在上海医院人防工程干活，7月份正式进山，进山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筑路，医院的主干道尚未建成，所以每人发一顶大草帽、一个小板凳、一把小铁锤、每天敲石子筑路基。
医院的主体建筑由上海市建四公司承建，我们进山就住进了新建的集体宿舍，虽然白天很热，但夜里还是比较凉快的，这和上海不一样。我和朱锡仁、顾兴邦、徐元福同住一间底楼宿舍，推窗即是山脚。有一天清晨起床，朱锡仁掀开枕头，一下就懵了，床头竟然整整齐齐盘了一条二尺来长的蛇，就惊叫起来，用扫帚柄挑出去放生了，后来才明白这条蛇正在蜕皮，否则真不知道会惹出什么祸来！从此就再也不敢开窗睡觉了。
但是这一观念在那年冬天又差点给颠覆了。大年三十，因为回不了上海过年，为了取暖也为了改善伙食，我们就用木炭在室内煮了一锅黄豆，准备做咸肉黄豆汤，一直到半夜我头痛欲裂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我就说我怎么头疼得要命，朱锡仁、顾兴邦也说头疼，一下就意识到是不是一氧化碳中毒了，赶紧打开门窗流通空气。第二天大年初一，人家在过年，我们在吃药……
年10月，随着住院大楼的基本落成和第二、第三批医务员工的陆续进山，正式开出病床张，医院初具规模。年10月，根据后方的实际情况，又扩建了隔离病区。至此，医院已建成一所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各医务科室比较医院，设有门诊部、急诊部以及包括内、外、妇、产、儿、隔离各病区的住院部，配有检验、放射、病理、药剂、心电、脑电、超声、理疗、血库等各辅助科室，同时又有职工食堂、技工组、锅炉房、汽车队、电话总机、物资供应、小卖部、幼儿园等部门作为后勤服务保障。
医院平面图医院的职工队伍，主要由包建单位老职工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支农职工本人或其子女顶替招工、当地征地农民工及72、73届中专技校毕业生，以及之后分配来的历届工农兵大学生、在后方毕业的三线厂职工子弟、为照顾夫妻团聚调配而来古田的外地职工等五部分人员组成。
医院也是一支编制完整的预备役队伍，建成一个普通民兵连和一个基干民兵排，医院特点，编制为医疗救护、后勤保障、医院保卫三大职能。院长朱南康和退伍军人顾惠良任连长，我是基干民兵排排长。在战备最紧张的时刻，进行过全员“三角巾”救护包扎训练，普通民兵进行灭火器消防训练，基干民兵进行消防栓灭火训练。民兵连配有一支六三式全自动步枪和十多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，作为训练用。基干民兵排进行过多次实弹射击训练和手榴弹投掷训练，姚乐平、董维军、我本人都能在米半身靶实训中打出8环以上的好成绩，即使是米距离的半身靶也能做到不脱靶；当然也闹出过有的女队员手榴弹投掷掉在身旁的笑话，所幸是纸质的训练弹！
小三线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是艰苦的。小三线单位选址遵循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原则，分布于荒山野岭之中，生产的是枪炮、雷达、火箭筒等等，企业与企业之间，甚至同一企业的车间与车间之间都可能相距几十公里。我们所在的宁国地区，据说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鬼子都没敢进山，因为在这里只有挨打的份！
在小三线工作生活，交通条件尤其艰苦，就算从大上海到医院，每次进山或出山，由于路况不好，坐车颠簸8～10个小时，一路之上总能目睹车毁人亡的车祸现场。在宁国与胡乐之间的甲路附近要经过一个°大拐弯的“鬼门关”（现已改建成穿山隧道），从旌德来胡乐途中的曙光厂附近要经过一处连续两个°大拐弯的“之”字形陡坡路，驾驶员都得减速慢行谨慎通过，这也足可想医院看病有多不易，遇上大风暴雨、大雪封山等极端天气，更是寸步难行。我亲眼目睹过山洪暴发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家破人亡的严重损害。
刚进山的时候，在计划供应的体制下，香烟、白糖、洗衣粉、肥皂等等都是凭票供应的，当地基本买不到，医院职工也有拿这些日用品去跟当地老乡换鸡蛋、芝麻、板栗、山核桃等农副产品。在我女儿出生的时候，我也串村走户去买鸡蛋，买不到鸡蛋，鸭蛋也行！
不过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觉悟确实比较高，也比较单纯，只要组织上一声号令，不管份内份外，大家都会抢着干，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，成为大家的口头禅。有一次七八月份刮强台风，医院在喇叭口（医院去交通主干道三岔路口）的伏架空电缆吹断了。医院是不能长时间停电的，否则碰上重大群体性急救病人怎么办？按照院长的要求，我跟随技工组姚乐平，一起脚踩锯齿形登杆套腰系安全带，像猴子一样一步一步爬上十多米高的水泥电杆，紧急抢修电缆线。那时台风余威尚在，登高在摇晃的电杆上俯视脚下，真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和后怕，事后也确有人评论此事属于违章指挥、违章操作（因为我既不是电工又没有登高作业资格），但当时却没有考虑那么多，医院必须及时恢复通电。
二、救死扶伤，履行医疗救护职责
“让高山低头，要河水让路”,三线职工凭着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，硬是在穷山僻壤扎下了根。古田建院十多年，全院医务员工在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，克服远离家乡的种种困难，发扬“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人道主义”的精神，热情收治伤病员，做了大量工作。
例如，攻克疑难杂症；开展针刺麻醉胸外科手术；多次应急处理施工塌方、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；下厂下乡巡回医疗（开展普查保健，为三线厂职工体检；去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蹲点巡回医疗，如宁国地区方塘、板桥、东岸、立新、高村和歙县深渡等乡村）；医院自建葡萄糖盐水生产线，免去了往返上海长途运输的麻烦，同时节省了成本支出；组织医务人员翻山越岭采集中草药；开展肺吸虫、老慢支等科研活动；带教医学生；帮助三线厂和当地医疗机构培训医务人员（组织三线厂医务室和黄山茶林场、医院医院进修学习，巡回医疗时帮助培训乡村卫生员）；协助农村地区搞好“二管五改”（管水、管粪；改水井、改厕所、改畜圈、改炉灶、改环境）爱国卫生运动，通过群防群治，预防和控制农村地区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……做了大量工作，完成了后方小三线宁国、旌德、临安等地区30多个军工单位约三万余职工、家属和当地三四个县部分人民群众的医疗任务。
蒋惠人、姚培炎等抢救危重病员（姚培炎供稿）
医疗队进驻宁国鸿门乡立新村（顾月明供稿）
截止年底，共收治病人2.6万人次，门急诊总人次达67万多，不仅治愈了大量的常见病、多发病，对一些在上海地区少见的如嗜酸性细胞增多症、重症肌无力等疾病也都积累了一定的医治经验，赢得了广大三线工人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。
三、点点滴滴，为医院发展增砖添瓦
（一）想方设法解决各类技术人员缺额
医院的发展，首先是大量医技人才的发展。包建单位上海医院根据“政治第一”“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员不能进山”的要求，派出了各科重量级的医科带头人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可如数家珍报出这支老专家队伍：陈曙霞（中西结合内科）、周连鸿（普内科）、蒋惠人（胸外科）、姚培炎（普外科）、姚德鸿（泌尿外科）、薛春大（脑外科）、汤希伟和周良玉（妇产科）、颜子武（儿科）、潘根长（耳鼻喉科）、陈维真（眼科）、沈崇欣（神内科）、张子应及杭燕南（麻醉科）、邓杏邨（放射科）、燕山（B超科）、徐学芳（心电图科）、万仲棠（药剂科）、乔心敏（护理部）……等等。
医生门诊都是轮流值班的，医院初创时期，军工职工和当地老百姓真的好运气，看的全是专家门诊，因为没有普通门诊！病人挂的是普通门诊号，享受的是专家门诊、特需门诊的待遇，因为医生少，只能这样，患者是受益的。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么好的机会！正是由于这些老专家的传帮带，手把手的教授、指导，又成就了后来医院的第二代医技专家。
医院正式开张发展，院领导十分重视医技队伍建设，在引进人才的同时，着重以各种形式自己培养和委托培养各类人才，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：一是举办护士培训班，由护理部乔心敏等老师依据正规护士教材进行授课，我本人担任护士班的政治老师，学员们都亲切地称呼我“小陈老师”，那时还年轻么；二是培训医专生(创办七二一大学)，培养医士这一级别人才；三是本科生代培(保送二医大委托培养工农兵大学生，哪里来回哪里去)；四是委托南京汽车制造厂代培汽车驾驶员；五是水电司炉机修工(考级培训)。
正是在“委培、自培”两条腿走路的形式下，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“愣头青”，好多人也都成了干实事的医技人员或技术工人（检验士、放射士、药剂士、病理医师、内科医师、驾驶员等等），工作在为三线工人和当地群众服务的岗位上。
医院“七二一”大学学员留影
（二）努力稳定在职职工安心扎根
对于扎根三线的归属感、认同感，不同年龄、不同文化层次、不同工作经历、不同家庭环境的职工，其感受各不相同。一般来说，对于远离上海，家里上有老人需要伺奉，下有未成年子女需要照顾的中老年职工来说，他们有着个人发展理想与地理环境限制的现实困难，有着工作重任与家庭负担的双重压力，身在异地心系两头，你要他们安心，确实勉为其难，后方三线厂也不乏父母工作在皖南，留守子女在上海因无人照顾而走上歧途的例子。
而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农村出来或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来说，则精神负担相对较少，除医院初创时期由于条件所限，加上初来乍到对当地环境比较陌生，业余生活比较枯燥和个人发展空间受地域限制之外，尚没有更多的烦恼，也很少家庭拖累。医院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职工队伍的思想情绪是否稳定，直接影响医疗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成效，所以也就尽可能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，予以引导和关心：
医院自办幼儿园一是政治指导。医院广播台早中晚一天三次广播;每周一上午干部晨会，每周五下午全院政治学习;干部参加后方基地五七干校,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与《反杜林论》，既室内学习又下地劳动。
二是生活关心。党政工团齐上阵给予慰问鼓励；对极个别家庭特困职工给予特殊照顾，“回借”包建单位上班。
三是解决大龄青年婚姻。军工单位毕竟不同于部队，部队是铁打的军营流动的兵，小三线职工一旦进山，就意味着要扎根山区一辈子，你总不能要求男女青年不成家立业，但分散、隐蔽在荒山野岭中的大龄男女怎么谈恋爱？交通不发达，又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私家车，所以出现池州八五钢厂大龄青年上街打出“我们要老婆”这样的横幅标语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怎么办？又是就有了特殊政策，凡与当地男女青年恋爱结婚的，医院成为合同制职工。医院就招来不少上门女婿。
四是解决新婚青年配偶就业，医院做临时工。
医院自办幼儿园托儿所，解除青年职工的后顾之忧。
（未完待续）
陈正康，年7月任医院政宣组干事，年4月返沪后先后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纪委、监察审计处、二医大分部、校办产业处、后勤处、二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，年11月退休。